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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徙木立信”到“以法治国”,谈谈秦国法制

2020-04-07 15:25

秦国本来就是距离中原地带很远的西北边陲上的国家,开始人口和土地相比于当时其他六国也很一般,其后才通过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和战争走上强大的道路,并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其法制更是源远流长,影响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与其“以法治国”的政策密不可分。

秦国法律上承《法经》,下启汉魏,既集战国变法之大成,又为后世历代法典之宗祖,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作用。“徒法不足以自行”,仅仅颁布法律条例和以法治国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以法治国”的政策真正实现并发挥作用,离不开法制教育全面而高效地开展。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位于西戎游牧部落中间,“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长期游牧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部落。在中原早已进入文明社会时期,秦还一直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后由于护卫周王室有功,在周王室东迁时,周平王封其为诸侯国,约定秦如果能够收复被西戎占领的周族发祥地,“即有其地”,此后秦国便在与西戎的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慢慢壮大了自身的国力。

战国初期,中国大地上诸侯并起,秦国偏居西北边陲,比起中原各国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明显落后,各国以“夷狄”视之。

秦孝公不满,遂立志图强,用商鞅变法。商鞅受命以后,强化中央集权,“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改革吏治,劝勉军功,下令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为地主阶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但商鞅的主张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了臣民百姓的信任,于是,商鞅开始用“徙木立信”的方式推行法制教育。

这里面至少包涵了两层法制教育的意义。一是秦孝公任用主张法家的商君,本身就是从秦国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对天下臣民进行了一个法制教育,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和导向:秦国要重用法家,秦国要施行“以法治国”的国策;二是商鞅从国家层面,类似于从统治阶级的角度,通过“徙木立信”等方式对天下臣民进行法制教育。

徙木立信的法制教育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秦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建立起新型的地主政权。几年以后,人们“勇于公战”,国势蒸蒸日上,“乡邑大治”,先后打败魏国、赵国、韩国、燕国、楚国等诸侯国,疆域不断扩大,国家开始富强,形成了“富厚轻诸侯”的形势。

并且商鞅变法正是通过法制教育使得法令得以顺利发布施行从而培养出守法、循法的民众,秦国的强大也因此具有有力的支撑保障。因此秦国之富强,与其法制教育的工具效能的充分发挥密不可分。

秦国法制教育的最终施教主体主要是以秦君为首的统治集团,鉴于国家之大,人口之多,统治集团必须通过一套规范且明确的制度实现其施教主动权,并把握其主动权不至旁落。

在秦国,这套制度就是吏师制度和博士制度。秦国统治集团让吏师和博士成为直接的施教者,以此控制法制教育的施教主动权,使法制教育这一培养人的利器尽量牢固地攥在统治者者自己手中。

吏师制度源于商周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在战国时期,商鞅主张“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曾付诸实践。韩非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然而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的提议,只许士民以吏为师,学习法令辟禁,遂使法家这一教育主张得以施行于天下。

秦国的吏师制度的创始者就是商鞅。早在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为了确保其法制思想的贯彻实施,商鞅制定了重法教的文教政策。可以说,商鞅的“法官法吏”的制度已有法令、官吏、师授三位一体的思想萌芽,开创了秦国“吏师”制度的先河。

秦国是一个后起的诸侯国,在商鞅变法以前,其社会经济、文化还远远落后于其他中原诸国。秦国僻处西北边陲,教育非常落后,当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由奴隶制一跃而进入了封建制。与此同时,显耕战、重法教的思想也成了秦国的国家精神。为了使万民“明法”,从而国家设置了法官、法吏进行社会教化。秦法官、法吏以“显耕战、重法教”为宗,推行社会教化,控制着法制教育的主动权。

“以吏为师”是一种官师合一的教育制度。从时代来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尚力不尚德。秦国是在商鞅变法以后才由奴隶制跃进为封建制,并渐渐走在其他诸侯国前面。

秦国成功的秘诀就是重刑法、显耕战的国策。可以说,秦国的吏师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对秦国社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秦国统治者凭借它,牢牢控制着法制教育的主动权。

秦国法制体系较为完备,包括刑事法律部门、民事法律部门、经济法律部门、行政法律部门、司法制度等等,这些内容伴随着法家精神构成了当时秦国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

当然,承前所论,这里法制教育包括专门的学校法制教育和社会化的法制宣传、教化等培养人的手段和形式。秦国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为了秦国法律制度的建设、确立和发展,它经过秦国到秦朝的一系列立法活动,逐步形成了一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一法律体系。

秦法制教育的内容是秦的法制,目的是培养人,用法制培养统治者需要的人。在这里,目的决定对象,要推行“以法治国”的国策,首先必须要有一大批知法、懂法和能运用法律的官吏和专门法律人才。秦于商鞅变法以来,社会结构越来越趋近于金字塔的形状,君主上处于金字塔的塔尖,君王以下是中央各部门官员,然后是地方各级官员,底座才是天下百姓。

在公布法令、法令全社会统一的状况下,秦统治者运用“厚赏重罚”的方式引导民众趋利避害,从而使其产生了“民见战赏多则忘死”、“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等等意识。

可以说,秦主要用“信赏必罚”强化民众的法律意识,共同促成了全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的形成。这一系列活动,从宏观来看,即是在全社会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制教育,它促进了民众守法意识的形成,在全社会建立起了一套“以法律为根据”的是非标准。

法制教育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在培养人的方面是很高效的,它促进了秦统一前的高速发展,并有助于最终完成了全国统一。但法制教育作为工具,虽然主要为统治者掌握,但是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必然发生作用,发挥出令统治者不愿看到的效果。法制和教育均乃治国之利器,用好了当然可以富国强兵、推动发展,获取利益的最大化。

秦法制虽然是在法家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秦统治者在“重法”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弃儒”。

正是由于秦法制具有这一特点,才得继秦而起的西汉及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可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吸取秦法制的合理内容,逐渐形成中华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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