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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法治|意大利反腐败法律的最新发展

2020-05-16 10:31

以20世纪意大利国内的“净手运动”为代表,意大利政府与民众一直在努力推动反腐败运动的发展。其中,意大利政府也努力不断完善立法以对腐败犯罪实施打击。意大利对腐败犯罪的立法完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依据国际公约,修订国内法律,履行公约义务;第二,针对国内腐败犯罪新趋势,不断完善法律规定。

近年来,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意大利政府越来越重视立法的作用。意大利反腐败法律框架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及关于公共部门、洗钱和法人责任的专门法规等相关规定。2012年11月6日,意大利颁布第190号法律,即《意大利反腐败法》(以下简称《反腐败法》),该法自2012年11月28日起生效。该法在意大利现行法律制度中为预防和惩治公共行政部门服务和违法行为建立起一套特别规范体系。

专项代表性立法的颁布表明了意大利政府力图通过制度化、整体性的法律以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反腐败法》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具有鲜明的特征,即为十分注重预防措施的适用。这一点体现在体制化设计中,包括将涉及腐败的高风险岗位规定为法定轮岗制,公共职能部门内部必须设立反腐败工作负责人岗位制等,这些规定均表达了立法者认为治理与打击腐败犯罪并不能单纯依靠重刑的立法理念。此外,意大利政府还非常重视以综合法律制度对腐败行为进行预防与治理,包括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及其他部门法在内,都涉及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

2019年,意大利通过第3号法律,修订了意大利《刑法典》第9条和10条的内容,扩大了意大利刑法对腐败犯罪的管辖范围。在涉及腐败犯罪的情形下,意大利公民在意大利境外构成意大利《刑法典》第320条(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人员的受贿)、第321条(对行贿者的处罚)、第346条第2款(非法影响力交易)规定的罪行;外国人在意大利境外涉及意大利《刑法典》第317条(索贿)、第318条(因职务行为受贿)、第319条(因违反职责义务的行为受贿)、第319条第2款(加重情节)、第319条第3款(在司法行为中受贿)、第319条第4款(索要不正当利益以实施或承诺给予好处)、第320条(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人员的受贿)、第321条(对行贿者的处罚)、第322条(教唆受贿)、第322条第2款(欧洲共同体机构的成员、欧洲共同体官员和外国官员贪污、索贿、受贿和教唆上述人员受贿),对于意大利公民和外国人在意大利境外分别构成上述腐败类罪名的情形下,统一删除了经由司法部长或者被害人提出请求才处理的前提条件,扩大了意大利司法机关对腐败类犯罪的管辖权。

值得关注的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而言,意大利刑事法律不仅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职业资格,以防止犯罪人再犯,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而且意大利《刑法典》针对贪腐犯罪还设置了专门的特殊预防条款。意大利《刑法典》第32条第3款(剥夺与公共行政部门签约的权能)、第32条第4款(随处罚而适用剥夺与公共行政部门签约的权能),专门适用于与贪污、腐败相联系的罪名,对在从事企业活动或者在从事该活动中实施了贪腐类犯罪的相关罪名的,将剥夺犯罪人日后与公共行政机关再次签约的权能,即将其排除在与公共行政机关继续进行商业活动的名单之外。

剥夺涉及贪腐类犯罪企业人员与公权力机关签约资格的附属刑罚,最早确立于1996年的意大利《刑法典》,经过2000年、2012年及2015年的数次修订,意大利《刑法典》不断扩大了该附属刑罚的适用范围。2019年第3号法律再次扩大了该附属刑罚的适用范围,将意大利《刑法典》第314条(贪污)、第319条第3款(在司法行为中受贿)、第323条(滥用职权)、第346条第2款(非法影响力交易)、第452条第14款(对垃圾进行非法交易的有组织行为),归入剥夺犯罪人与公权力机关签约权能的范围。改革延续了打击腐败犯罪的一致性特征,扩大适用了与侵犯公权力行使相关的罪名。2019年的立法改革明确规定:在被判刑人被处以不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时,对意大利《刑法典》第32条第3款附加刑的期限由原来的不少于一年、不超过三年,提升至五至七年不得与公共行政部门签约,而对被处以超过两年有期徒刑的情形,则永久剥夺犯罪人与公共行政部门签约的权能。但是,涉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形除外。通过立法修订,提高了附属刑罚的适用期限,再次体现了意大利立法者严惩腐败犯罪的决心。

意大利立法者认为,通过法律加强对某一类犯罪的打击,仅仅依靠实体法律加强刑罚并不足以实现对犯罪的震慑和预防效果,还应通过程序法的干预。基于此,2019年第3号法律对腐败犯罪法律条款的修订,扩大了公权力机关的刑事调查权力范围,以确保刑事调查机关有足够的能力对腐败犯罪进行调查、起诉,彰显了政府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

对腐败犯罪使用特殊侦查方式,之前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第2款的规定,只有特定种类的罪行,如有组织犯罪,才能够运用监听及网络侦控措施。特殊侦查方式在意大利国内最早于1988年第447号总统性法令作出规定(后转为1993年第547号法律,并随之规定入《刑事诉讼法典》),针对有组织犯罪的侦查可使用电子、网络侦控设备。在随后至今的近20年间,意大利刑事法律对特殊侦查方式又进行了数次修订,修订内容包括扩大了适用范围,除了针对有组织犯罪,将卖淫、色情犯罪、涉及移民及公共安全的犯罪等都纳入了可使用特殊侦查技术的犯罪。

在此期间,意大利国内对特殊侦查技术使用的争论集中于可采性层面,即什么情形、什么范围可以适用特殊侦查方式,包括使用的具体方法、对象及涉及跨国犯罪的情形。立法与司法界一直在寻求预防、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平衡。

第一,扩大了使用特殊侦查措施的范围,即将公职人员违反公共管理的严重罪行,包括腐败犯罪在内,纳入可适用监听及网络侦控措施的范围。在对腐败犯罪进行依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第1款规定的所有侦查活动都可以使用特殊侦查手段。合理限制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规定体现在,侦查活动的对象只能是属于意大利《刑法典》第314条的罪行,最低刑期不得低于五年有期徒刑。同样,意大利国内对适用电子侦听技术的规定也遵循欧洲人权法院对基本人权保护的原则规定,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隐私权保护、无罪推定原则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平衡。

第二,考虑到现代电子技术的发达且日新月异的状况,获取证据以及可能出现多种形式的证据状态,法案对电子证据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在意大利2019年第3号法律中对证据具体类别一一明示,留于司法判例对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作出解释。意大利最高法院于2017年7月13日,在第36874号判决中提出,通过木马病毒获得的证据的有效性,聊天记录截屏能否作为证据,法典中没有明文规定,而这些正是考虑到证据特征的“多样化”。

首先,由于法典中缺乏对是否能够通过木马病毒获得证据的原则性规定,考虑到适用木马病毒的形式各异,并且在使用中可能又会出现新的情形,甚至可能出现最终结果与使用木马病毒获取证据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情形。因此,在刑事侦查中,对木马病毒的使用应严格遵行意大利宪法第111条第1款对人权保障的规定,打击犯罪的同时须确保对基本人权和公众隐私与利益的平衡保护。此外,还应注意适用的比例原则,适当适用技术手段而不侵犯基本权利。

其次,对聊天记录截屏的认定。聊天记录截屏的形式不符合传统证据模式,又与即时侦听技术所获得的信息有差异,在证明内容上可能存在因脱离上下文而出现偏差的问题。因此,意大利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聊天记录的截屏尽管从信息技术层面来讲是更为有用的方式,但是在司法层面的认定需要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第三,适用特殊侦查手段的例外性情形。意大利2019年第3号法律为防止权力滥用、侵害个人隐私权,严格限制了特殊侦查方式的适用范围,明确只能依据意大利《刑法典》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所规定的罪行及方式进行,唯一例外的情形只限于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第2款规定,即由检察官在其辖区中根据职权应提起公诉中最为严重的罪行,可排除适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紧急情形下适用特殊侦查手段情形。

(该文系司法部中青年课题“外国投资移民政策对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影响”【项目编号:19SFB3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研究”及其子课题“腐败犯罪防逃机制的构建与完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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